趁着刚过去的国庆余温，不妨来一趟记忆之旅，看看几座在新加坡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建筑。
难以想象，仅用六十余年，新加坡便从遍布甘榜、码头与殖民住宅的低层城市，蜕变为高楼林立、快速公路纵横、分区周密规划的都会。自 1960 年代起，在住房短缺与过度拥挤的压力下，本地城市面貌已几近脱胎换骨。
然而，随着国家发展，某些消逝难免引发强烈共鸣。无论是公众对清理 Maju 森林，还是对为公共住房而改造 Gillman Barracks 的反应，人们对具有历史价值或关乎环境影响的地点，始终怀有深厚的守护情感。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在塑造新加坡的身份认同，以及我们这个社会所珍视的价值观。
例如，URA 于 2022 年推出 Identity Corridors。该计划沿历史街区、河流与铁路线规划步行廊道，旨在串联具遗产价值的社区与地点，同时提升“最后一公里”连通性。其他转型蓝图也在重塑邻里，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 Bukit Timah Turf City，区内 22 座历史建筑与两座旧看台将予以保留，并将被再想象为社区枢纽。
本文将梳理数个本地遗产建筑如何在保留原有气质的同时，通过活化再用，焕发新生与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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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Arts House / Old Parliament House
作为 Civic District 的核心，Old Parliament House 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它由建筑师 G.D. Coleman 于 1827 年设计，原本计划作为苏格兰商人 John A. Maxwell 的私人官邸。
但因行政疏忽，建筑被兴建在 1822 年 Raffles Town Plan 规划的政府建筑用地内。因此，完工后，它成为新加坡第一座官方法院，并先后容纳了最高法院与政府部门。1954 年改为立法议会大厦，1965 年独立后则成为 Parliament House。
它于 1992 年被列为国家古迹。此后历经为期四年、耗资 $15 million 的修复，并于 2004 年 3 月以 The Arts House 之名重新开放，定位为跨领域的艺术与文学中心。
当年的两层原始官邸采用新帕拉第奥风格。其后历经多次重要改造与扩建，原有的帕拉第奥气质逐步转向新古典维多利亚风格。据信，仅门廊内的拱券仍保留自最初建筑。
2. The Clifford Pier
于 1933 年启用的 The Clifford Pier，是本地建筑公司 Woh Hup 的首个重要地标项目，用以取代早前的 Johnston Pier。码头由公共工程署总建筑师 Frank Dorrington Ward 设计，曾是旅客进出新加坡的重要登岸点。
当时本地人俗称它为“红灯码头”，因其尽头悬挂红灯，提醒港内船只注意。
1980 年代，这里成为前往周边离岛的热门登船点；码头于 2006 年 4 月正式关闭，随后由 Marina South Pier 取代，建筑并于 2007 年 3 月 14 日被列为国家古迹。
这是 1930 年代 Art Deco 风格在新加坡现存建筑中的经典代表。码头屋顶采用独特的混凝土拱形桁架结构，入口顶部雕饰着海峡殖民地新加坡的徽章。
在 2007–2009 年的保育导向修复中，一大挑战在于：如何将一座四面通透、仰赖自然通风的建筑，转换为全空调空间。
如今，Clifford Pier 已成为 Fullerton Heritage 滨水餐饮与酒店综合体的一部分。
3. Former Bukit Timah Fire Station
1950 年代的 Upper Bukit Timah 尚未成为今日成熟的住宅区。当时与新加坡多处地带相似，这里仍带有半乡村风貌，工厂、作坊、采石场与甘榜并存。
前 Bukit Timah Fire Station（BTFS）是战后同期兴建的三座消防局中，唯一留存至今的一座；邻近前 Ford Factory、Bukit Batok Memorial 与 Rail Corridor，是当地熟悉的地标。
消防局于 1956 年落成，服务 Upper Bukit Timah 与 Bukit Batok 一带及周边工业道路。占地 0.83 公顷（略大于一座标准足球场），原有主消防站、站长单层宅邸，以及 7 栋三层楼的消防员宿舍。
在建筑上，整体以消防实务需求为核心，呈现流线型现代主义风格，设有醒目的瞭望塔，并以英属皇冠殖民地时期的徽章标示其年代。
该站于 2005 年停用，2019 年获保育公告。此后由 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以过渡性用途出租，包括幼托与才艺中心、餐饮，以及其他社区与生活方式活动。
2024 年 4 月，随着场地开放为活化再用，共居营运商 Coliwoo 中标，并投入 $7.5 million 打造成 Coliwoo Bukit Timah Fire Station，使这批地标建筑转型为共居与生活方式目的地。
4. Southern Ridges 保护区的黑白洋房
这些建于 1903 至 1941 年间的黑白殖民地平房，多为英籍官员与军职人员的居所，主要分布在昔日英军海空基地周边。如今获保育的洋房结合了英式影响与在地化改良，例如通风良好的拱廊与高挑层高，以利空气流通。
建筑以深色木梁与白色粉刷墙面形成强烈对比，故称“黑白”。其显著特征还包括宽大的挑檐屋顶、环廊、开阔庭院，以及适应热带气候的各类设计元素。
全岛约有 500 栋此类黑白洋房。URA 在 Mount Faber–Telok Blangah 一带识别出约 25 处现存或具历史价值的宅邸，年代大致介于 19 世纪中叶至 1950 年代。
其中较为醒目的一处是 The Alkaff Mansion，它入选 Singapore Land Authority’s (SLA) Rediscovery Trail 精选的 25 处国有物业之一，用以庆祝其金禧年。
这座坐落于 Telok Blangah Hill（曾一度被视为新加坡最高点）之上的宅邸，昔日由最早抵达新加坡的阿拉伯家族之一所拥有。
由 Syed Mohammed bin Abdul Rahman Alkaff 兴建的两层都铎式洋房，在 1930 年代迎来上流社交的鼎盛时期，宾客包括英殖民官员、来访政要与本地名流。
二战后，Alkaff 家族出售包括 The Alkaff Mansion 在内的部分产业。此后多年，宅邸至少经历两次大型修复。
其中一次修复由当年的 Singapore Tourist Promotion Board 于 1987 年主导，并委任 Hotel Properties Ltd 修复与管理。第二次修复始于 2010 年 3 月，缘于 SLA 招标出租该物业，并将其定位为餐馆、艺术画廊、温泉或博物馆等再利用用途。
两次整修各耗资约 $5 million，工程包括屋顶与木地板修缮，并增设彩色玻璃窗。其标志性设计元素包括入口的欧式喷泉、开阔的台阶与户外亭台。
2005 年 6 月 9 日，URA 赋予其保育地位，并规定任何重建均须保留与修复其外立面，包括雨棚、门廊、窗饰与栏杆。
如今，The Alkaff Mansion 现有三家餐饮场所进驻，仍是不少婚礼与企业活动的热门地点。
5. Danish Seaman’s Church
在 Pender Road 一带，部分最早的房屋建于 1900 年代初期，随后在 1910 与 1920 年代陆续增建。整体曾是 Eastern Extension Australasia & China Telegraph Company 员工的企业住宅区，其中不少由本地知名建筑事务所 Swan & Maclaren 设计。
这里颇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是位于 10 Pender Road 的 Danish Seamen’s Church Singapore，前身为 Golden Bell Mansion。
该宅邸由 Mok Wee Tek 于 1909 年设计，原为社群领袖与慈善家 Tan Boo Liat 的住所，并以其祖父 Tan Kim Ching 之名命名。
此处亦见证历史：1912 年曾接待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及其家人在此下榻。Tan Boo Liat 于上海去世后，宅邸于 1934 年被售出。
其后，宅邸历经多次活化再用，最终于 1985 年转为 Danish Seamen’s Church。2005 年被纳入 Southern Ridges 保育区。
在保存文化遗产的同时确保其价值与功能的挑战
在任何城市，建筑的商业价值可以通过租金、土地价格、访客数量与开发潜力来衡量；但遗产价值却难以用量化指标加以界定。
然而，The Arts House、Clifford Pier、BTFS、Mount Faber 的洋房与前 Golden Bell Mansion，所承载的，正是新建筑难以复制的延续性。
它们的存在，让居民得以直面新加坡不同时代的实物证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旧建筑都应一概保存；活化再利用是一条折中之道——建筑得以存续，但用途随之转变。
归根结底，活化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为社区创造的价值。若无法在社区中承担有意义的角色，再精致的修复也可能沦为单纯的背景摆设。这也正是“场所营造”为何关键。
URA 的 Identity Corridors 倡议，强调应将遗产纳入更广阔的景观语境加以理解。在 2022 Long-Term Plan Review 中，六条 Identity Corridors——包括 Rail Corridor 与 Southern Ridges & Coast——致力于在强化地区特色与吸引力的同时，提升连通性、公共空间品质与社区参与度。
其中一个现实案例便是前 BTFS。其未来不仅取决于修复后的建筑本体，更在于作为门户，能否将人们与步道、自然及周边的遗产据点连接起来。
同样地，Clifford Pier 也因置身于更广阔的 Marina Bay 滨水区而受益——这里的历史低层建筑与翻天覆地的新天际线相映成趣。Marina Bay 本身正是始于 1970 年代的填海与长期规划的成果。
因此，新加坡的课题不止于“抢救旧建筑”，更在于赋予它们在当下仍然存在的理由。一次成功的活化，未必是商业上最亮眼的案例，而是能让历史真正融入当代生活的实践。
在一座自 1960 年代以来经历巨变的城市中，这种延续性，或许正是新加坡最值得守护的一种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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