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刚过去的国庆余温，不妨顺着记忆的脉络，走访几座在新加坡历史上留下印记的建筑。
难以想象，在短短六十多年里，新加坡从遍布甘榜、码头与殖民住宅的低层城市，蜕变为摩天大楼、高速公路与精心规划分区交织的现代都市。自1960s以来，城市在严重住房短缺与过度拥挤的压力下，面貌已今非昔比。
然而，随着国家持续发展，难免做出一些令人惋惜的取舍。从公众对Maju forest 清理，以及将Gillman Barracks用作公共住房的可能性的反应来看，人们对保存具有历史价值或环境意义的重要场所有着深厚情感。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在塑造新加坡的身份认同，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所珍视的价值。
例如，URA 于2022年推出 Identity Corridors（身份走廊）计划，沿历史街区、河流与铁路线规划步行走廊，旨在串联具有传承价值的社区与地点，同时提升“最后一公里”的通达性。其他转型规划也在重塑社区，其中最受关注的是 Bukit Timah Turf City，那里有22座历史建筑与两座旧看台获保留，并将被重新打造成社区枢纽。
本文将盘点数座新加坡历史建筑，如何在保留原有气质的同时完成活化转型，赋予其新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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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Arts House / Old Parliament House
Old Parliament House 坐落于市政区核心地带，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它由建筑师 G.D. Coleman 于1827年设计，最初拟作苏格兰商人 John Argyle Maxwell 的私人住宅。
但因行政疏忽，建筑竟建在1822年 Raffles Town Plan 规划的政府建筑用地上。因而完工后，它成为新加坡首座官方法院，并容纳最高法院及政府部门办公。1954年改为立法议会大楼，1965年独立后成为国会大厦。
1992年，它被列为国家古迹。经过为期四年的修复（耗资 $15 million）后，于2004年3月以 The Arts House 的身份重新开放，成为一座多学科艺术与文学中心。
当年的两层原始宅邸为新古典帕拉第奥风格。随着多次大型改建与扩充，其帕拉第奥特征逐步转向维多利亚新古典风格。据悉，如今仅门廊内的拱券仍为原构件。
2. The Clifford Pier
Clifford Pier 于1933年启用，是本地建筑公司 Woh Hup 的首个重要地标项目，为取代先前的 Johnston Pier。码头由当时公共工程署（Public Works Department）总建筑师 Frank Dorrington Ward 设计，曾是旅客出入新加坡的重要登陆点。
当时本地人俗称这里为“红灯港”，意指码头尽头悬挂的红灯，用来提醒港内船只注意航行安全。
1980s 间，码头一度成为前往邻近岛屿的热门登船点，并于2006年4月正式关闭，随后由 Marina South Pier 接替其功能。2007年3月14日，该建筑被列为国家古迹。
它是新加坡少数仍存的1930s Art Deco 建筑典范。码头屋顶采用混凝土拱形桁架，入口顶部雕有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of Singapore）的徽章。
2007–2009年进行以保育为主导的修复时，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将四面通透、完全依赖自然通风的建筑，转化为全空调的室内空间。
如今，Clifford Pier 已纳入 Fullerton Heritage 殖民区的海滨餐饮与酒店综合体之中。
3. 武吉知马旧消防站（Former Bukit Timah Fire Station）
1950s 的 Upper Bukit Timah 还远未成为今日成熟的住宅区。当时与新加坡其他地区相似，这里仍属半乡村地带，工厂、作坊、采石场与甘榜聚落并存。
前 Bukit Timah Fire Station（BTFS）是战后同期兴建的三座消防站中唯一幸存者，亦是 former Ford Factory、Bukit Batok Memorial 与 Rail Corridor 一带的熟悉地标。
该消防站于1956年落成，负责 Upper Bukit Timah、Bukit Batok 及沿线工业道路的救援任务。占地0.83公顷（略大于一座标准足球场），原有主消防站楼、一栋单层台长宿舍与七栋三层队员宿舍。
在建筑上，其空间格局完全依循消防运作的功能需求，呈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并设标志性瞭望塔；立面上的英属王冠殖民地时期纹章，也昭示其建造年代。
该站于2005年停用，2019年被列入保育。其后由 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出租作过渡性用途，包括幼儿与增益中心、餐饮场所及其他社区或生活方式活动。
2024年4月，Coliwoo 在该地段开放活化再利用招标中中标，并投入 $7.5 million 打造成 Coliwoo Bukit Timah Fire Station，将这组地标建筑重新定位为共居与生活方式目的地。
4. 南部山脊保育区的黑白洋房
这些黑白殖民地洋房大多建于1903至1941年间，主要作为英籍官员与军方人员的住所。它们多分布于昔日英军海空军基地附近，如今列入保育的洋房在英式建筑影响下，结合本地气候进行在地化设计，如通风拱廊与高挑楼底等。
黑色木梁配以粉白墙面，形成标志性的黑白对比。其常见特征包括宽大挑檐、游廊、开阔庭院，以及适应热带气候的各类细部设计。
全岛现约有500栋此类黑白洋房；其中，URA 在 Mount Faber–Telok Blangah 一带确认有25处自19世纪中叶至1950s 留存的历史宅邸。
其中颇具代表性者为 The Alkaff Mansion，它亦是 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为庆祝金禧而策划的(SLA) Rediscovery Trail 所展示的25处国家物业之一。
这座颇具传奇色彩的府邸位于 Telok Blangah Hill（昔日一度被认为是新加坡最高点），曾归属于最早抵达新加坡的阿拉伯家族之一。
由 Syed Mohammed bin Abdul Rahman Alkaff 所建，这栋两层都铎风格洋房在1930s 达到社交活动的鼎盛期，宾客包括英属殖民地官员、外国贵宾与本地名流。
二战后，Alkaff 家族出售部分产业，其中包括 The Alkaff Mansion。其后多年间，府邸至少经历两次重大修复。
其中一次修复由新加坡旅游促进局于1987年主导，并委任 Hotel Properties Ltd 负责修复与管理该物业。第二次修复则在2010年3月，缘于 SLA 招标出租该物业，用途定位为餐厅、艺术馆、SPA 或博物馆等。
两次修缮各耗资约 $5 million，工程包括屋顶与木地板维修，并加设彩色玻璃花窗。其关键设计元素包括入口处的欧式喷泉、宽阔的台阶与户外凉亭。
2005年6月9日，URA 将该建筑列入保育名录，并规定其立面（含雨篷、门廊、窗扇与栏杆）在任何再开发中均须保留与修复。
如今，The Alkaff Mansion 现有三家餐饮场所进驻，仍是不少婚礼与企业活动的热门地点。
5. Danish Seaman’s Church
在 Pender Road 一带，最早的住宅建于20世纪初，随后在1910s 与1920s 又陆续增建。这些房屋共同组成 Eastern Extension Australasia & China Telegraph Company 员工的企业住宅区，其中不少由本地著名建筑事务所 Swan & Maclaren 设计。
其间一座颇具代表性的建筑，是位于 10 Pender Road 的 Danish Seamen’s Church Singapore，前身为 Golden Bell Mansion。
这座府邸由 Mok Wee Tek 于1909年设计，是社区领袖与慈善家 Tan Boo Liat 的居所，并以其祖父 Tan Kim Ching 命名。
建筑也见证历史时刻——1912年，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访新期间，曾偕家人下榻于此。1934年，Tan Boo Liat 在上海逝世后，此宅被出售。
其后该府邸历经多阶段活化再利用，最终于1985年改作 Danish Seamen’s Church。2005年，该建筑被纳入 Southern Ridges 保育区。
在保留遗产与确保其价值与功能之间取得平衡的挑战
在任何城市，建筑的商业价值往往可由租金、土地价格、访客量与开发潜力来衡量；但遗产价值却难以用量化指标加以清晰界定。
然而，The Arts House、Clifford Pier、BTFS、Mount Faber 的洋房，以及前 Golden Bell Mansion，带来了新建筑难以复制的价值：连续性。
它们的存在本身，便让居民得以直面不同时代的新加坡的实物见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旧建筑都应一概保存；活化再利用提供了折中路径——建筑得以延续，用途随之更新。
归根结底，活化是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所承载的价值。如果缺乏对社区的实质意义，再精美的修复也可能沦为单纯的背景板。此时，“营造场所”（placemaking）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
URA 的 Identity Corridors 方法论指出，呈现遗产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整体景观与脉络中加以理解。通过2022年的 Long-Term Plan Review，六条 Identity Corridors——包括 Rail Corridor 与 Southern Ridges & Coast——的目标，是在强化地域特色与魅力的同时，提升连通性、公共空间与社区参与。
其具体实践之一便是前 BTFS。其未来不仅取决于修复后的建筑本体，更在于其作为门户，如何把人群与步道、自然与周边遗址串联起来。
同样地，Clifford Pier 亦因处于更广阔的滨海湾海滨环境而受益，这里具有历史感的低层建筑与巨变后的天际线相映成趣。滨海湾本身，正是自1970s 便启动的填海与长期规划成果。
因此，新加坡的挑战不只是“拯救旧建筑”，而是要让它们通过保持相关性，真正“有留下来的理由”。一项成功的活化，未必是商业回报最高的那个，而是能让历史真正参与当下生活的那个。
在一个自1960s 以来剧烈变迁的城市里，这种“连续性”，或许正是新加坡最值得保留的一项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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